东西部能源化工产业强势联动

如哈耶克则指出，人在决策时的理性状态有理性不足、理性的无知、理性式的非理性等状态，但这三种不完全理性状态都是个体在获取与他人合作所需之知识的成本太高时的合理选择。

四、区域财政协同治理的法制框架—以京津冀为例 我国的地方协同治理是自上而下由国家公权力主动推进的，而不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立法权的主张颇多，但需要区分何种层面上的立法权。

这一问题关系到两级政府孰为主导，处理不好则会导致央地政府间的零和博弈，以致合作治理的效率损失。{5}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然而，如果财政分权不是基于稳固、合理与可预期的制度框架，而是经由政策性和便宜性更强的行政意志来达成的话，则可能导致中央和地方间的财力失衡，进而导致政治权力失衡，乃至出现所谓的行为联邦制[1]。[6]政府竞争虽然未必是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但却是一个相当有效率的路径，不过竞争要具备充分这一前提，即要使激励目标与政府职能达成相对合理的结构。[3]叶青：《国家财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之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2月下，第25页。

财政竞争有利于京津冀经济圈单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但是不利于经济圈整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导致了‘因患寡而患不均的窘境。（三）财政转移支付 在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中，地方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共同决定了各地财政预算内支出量的大小。当下，我们享受物质文明发展、科技发展、信息化发展成果，但学术自由的传统却慢慢地边缘化了。

[6]虽然不能评价太高，但还是有进展的。我大概统计了一下，第一次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以后，评为教授、副教授的青年学者越来越多，职称、获得的学术获奖也有不少。这些学术观点和理论，经过历史的层层过滤和文化的漫长积淀，就会发展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宪法学说。今天的这个讨论会是我们原来约定的十年的最后一次，也许可能是新的讨论会的开始。

当下的中国大学越来越有钱，但是真正有文化的大学是不多的，大学本该有的文化色彩越来越淡薄，以文化弘扬与学术自由为使命的大学精神渐渐消失按照军事警察的命令，这些人被分别送往十个拘留营，这些拘留营地处风沙席卷的沙漠或广袤的沼泽地等偏远地区。

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相反的例子。虽然美国人在战争时期接受了对民权自由的限制，但是一些人对他们认为的过分措施提出批评，甚至讽刺嘲弄。1917年11月，当时的司法部长托马斯·格雷戈里(Thomas Watt Gregory)在谈及战时异议人士时的一席话，使政府的意图昭然若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对此异议没有丝毫的耐心。

八年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总统签署了1988年的《民权复原法》(Civil Liberties Restoration Act)，向每一位曾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作出了正式的总统道歉，并对每一位由于美国政府的行动而遭受了歧视、失去了自由和财产并忍受了人格屈辱的被拘留者提供了赔偿。从1919年到1923年间，政府释放了所有在一战期间因煽动性言论而被定罪入狱的人。近年来， 最高法院一贯驳回了布什 (Bush) 政府自9/11以来的主张。男女老幼住在过度拥挤的房间，行军床是唯一的家具。

)其中最极端的一次是授权军队可以在全美国逮捕所有……犯有任何不忠行为的人。在韩战(Korean War)期间，最高法院驳回了杜鲁门(Truman)总统将钢铁工业国有化的企图。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它在一战时期作出的所有裁决，认定在这个时期，每一个因为自己的不同政见而被监禁的人都是由于言论而受到惩罚，而他们的言论本应受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的保护。其结果是，关于战争是非曲直、道义性和进展的所有真诚的辩论均被压制。

在1919年和1920年的一系列裁决中，最高法院对那些鼓动反战和征兵的人无一例外地维持有罪判决——其中既有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如从纽约市下东区屋顶上抛撒反战传单的20岁的俄国犹太移民莫利·斯泰默 (Mollie Steimer);也有知名人物，如曾在1912年获得近100万选票的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许多公民认为，美国参战的目的不是保障民主在世界上的安全，而是保护富人的投资。新总统、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赦免了所有依据这项法律被定罪的人， 并且40年后国会归还了他们的全部罚款。首先，美国有着在战争时期对所认为的危险作出过激反应的长期和不幸的历史。但是让其他人放弃他们的自由却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当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时，反战和反征兵情绪十分强烈。

但是困苦是战争的一部分，战争是许多困苦的集合。比如，亚当斯总统宣称共和党人会毁灭我国的荣光，让她的自由拜在法兰西的脚下。

共和党人激烈地反对这些措施，这致使联邦党人指责他们对国家不忠。本文作者Geoffrey R. Stone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们不能——基于事后的宁静视角——说这些行动不合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可以理解，因为战争引起恐惧，而恐惧带来压制。

虽然这个法案大体上并不是针对异议，但激进的联邦公诉人和顺从的联邦法官很快将它变成了对煽动性言论的全面禁止。当时当政的是联邦党人，以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总统为首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防措施，使美国进入了与法国不宣而战的状态。拥护英国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 与拥护法国的共和党人(the Republican)发生了激烈的政治纷争。政府制造这种公众焦虑的目的可能是，使政府试图推行的举措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接受，或者是为了给党派带来政治优势，当然亦或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的效忠对象极端分化，军事界限和政治分野不断改变，从事间谍和破坏的机会众多，阵亡人数超过了60万。正如最高法院在是松案中所认为的：困苦是战争的一部分，战争是许多困苦的集合。

因此，虽然最高法院确实倾向于谨慎地避免不必要地妨碍正在进行中的战争，但最高法院也多次行使其宪法职责以保护个人自由——即使是在战争年代;这一点同样是事实。在南北战争中，美国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最高法院在这个时期的表现是失败的。它们总是出现在两种情况并存的时候: 一种是举国上下认为国家处境危险，另一种是政府通过夸张、操纵和歪曲事实而协同发起的运动，以助长全国性的歇斯底里。

进入专题： 战争年代 公民自由 。在美国参战后不久，国会通过了1917年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第二，一个常见的论点是：与我们让公民(特别是军人)在战争期间所作出的牺牲相比，让其他人放弃一些他们在和平时期的自由以帮助战争行动是很小的代价。这是一个很有蛊惑性但很危险的论点。

(人身保护令使法庭能够裁定一个人是否被政府非法拘留。他警告说，对国家的不忠必须被斩草除根彻底消灭，并且不忠是……一个没有辩论余地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美国在1798年、南北战争(Civil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和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时期的经历作一回顾，然后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我们能从这一历史中学到什么?我在此提出四点看法。

1866年，在南北战争结束一年后，最高法院在米利根案(Ex parte Milligan)中裁定，林肯超越了他的宪法权力，也就是说，即使在战争时期，如果普通民事法庭未关闭并在运作，总统便不能合法地中止人身保护令。在此授权下，军方在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和在对拘捕的合法性没有任何司法审查的情况下，逮捕和监禁平民达38000人之多。